1988年，《北京周报》创刊元老和部分老专家相聚。前排左起：林戊荪、孟纪青、段连城、杨承芳、冯锡良、黄品长。后排左起：苏立、冯琼欢、周德容、王德华、解兰、郁隽民、潘妙媛。

  六十年前，一本全新的杂志--《北京周报》在中国诞生了。它是新中国第一本英文周刊，依靠航空发行向外国读者提供最具时效性和权威性的中国新闻和观点。当时，新中国已开始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由于中国的参加，朝鲜实现了停战， 美军被迫退到“三八”线年的万隆会议上，新中国表明自己在国际事务中的独立看法。中国提出了不同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现代世界史中，中国所发生的一切和中国对国际事务的立场第一次显得这么重要，国际社会开始关心来自中国的信息。《北京周报》的出版及时满足了这些需求，因而受到了海外读者的欢迎，在世界各地的发行量迅速增长。《北京周报》经常为许多国外记者所引用，并且成为学者们研究中国问题的重要材料，许多国家总统和首相办公室都是周报的长期订户。

  这本周刊的成功不是偶然的。它的发起人是已故国家总理周恩来，在发展过程中它还得到了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全力支持。刚成立时，《北京周报》编辑部人数不多，需要承担起繁重的编辑任务。总编杨承芳是一名老新闻，他曾在上海工作过，写得一手地道的英文文章。编辑部的中坚力量来自英文双周刊《人民中国》。这些人中仅有少数在西方学过新闻或工作过， 还有几位外国专家奉献了他们的专业相关知识和丰富经验。而大多数是无经验的年轻人， 他们勤奋好学，边学边干， 加班加点，无私奉献。1958年新年后仅仅两个月《北京周报》就出了几份试刊。当然，一份高水平报刊的成功也离不开外界的支持。当《北京周报》约稿时，名人、作家和学者们从来不吝惜他们的热情帮助。著名的学者和书法家郭沫若先生所题的中文刊名，至今仍在封面使用。

  为节省航空邮费，《北京周报》使用了既轻薄又耐用的含棉纸张。棉花在当时属于供应短缺的物资，这种纸张由山东济南的一家造纸厂为杂志特制。因此，在印刷界，就有了一种名为“周报纸”的字典纸。1963年，《北京周报》要发行其他文种的版本，急需轮转印刷机。几经周转，报社在东北长春找到了一台闲置多年的日本产老式轮转印刷机，这台机器立刻被运往北京，并投入使用。

  《北京周报》为了发行国外同样克服了无数的艰难险阻。要知道，那正是美国对中国进行封锁与禁运的年代，譬如，杂志一定要通过香港才能发往美国。但，对《北京周报》来说，最艰难的阶段还数“”十年浩劫，当时杂志质量受到了严重影响。但是即使这样，依靠大多数员工的信念和责任感，所有的杂志全部按时出版，照常发行。

  1978年改革开放迎来了中国的第二个春天。和国家命运荣辱与共的《北京周报》也迅速焕发出新的活力。在经验比较丰富的总编辑汪溪的带领下，全社工作人员抚平伤痛，全身心地投入到紧张的改版工作中去，迎接时代的挑战。此后，国内外的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对外宣传加速了步伐，品种繁多，形成规模。《中国日报》开始发行并一直在改进；中央电视台播出众多英文节目；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扩大了对内和对外的新闻广播。中国网设立多种外语版。目前，尽管国际上对中国信息的需求与日俱增，但市场之间的竞争也愈演愈烈。《北京周报》要继续发展，就必须有自己独有的风格和特色，着力培养和引进大批高素质、复合型的业务人才。

  和中国悠久的历史相比，《北京周报》的历史不过是沧海一粟。然而，《北京周报》见证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全新阶段，尤其是过去四十年的巨大变化。改革开放给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每个方面都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发展与创新的例子随处可见。

  当然，这并非是说一切已经尽善尽美。在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同时，问题和挑战也随之出现，需要认真思考，协调解决。这一些状况都被反映在每一本《北京周报》中，过去如此，现在亦是如此。这本杂志就像一面镜子，如实地映照着中国的当今现实，也纪录了过去半个世纪的历史。历年的杂志以及它们所刊登过的议题构成了一本中国现代史的参考书，为研究中国当代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创刊之时，《北京周报》的目的是为外界介绍中国的情况，从而增进其他几个国家和人民的了解和友谊。在当时国际社会对中国缺乏了解的情况下，这么做的确是必要的。如今，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情况出现了变化，读者缺少的不是信息，而是面对大量相互矛盾的信息时所需要的判断力。一些国外的学者曾经预言“中国崩溃论”，现在又摇身一变，大肆宣扬“”。我们大家常常能够正常的看到国际上有媒体基于片面的信息源自，对中国进行耸人听闻的指责，而不是提供公正客观的报道和分析相关事实。在我国快速地发展，新老问题不断出现的情况下，《北京周报》更努力为读者提供新闻信息和背景知识，显得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