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6日，前文化部部长、国务院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哈佛大学燕京学院特邀学者、著名文学家王蒙参加2015“青年汉学家研究计划”，并做了《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专题讲座，并和从世界各地而来的汉学家就中国文化进行了交流和对话。什么是中国文化？外国人怎么样看待中国文化？为了了解系列问题和讲座精彩内容，小编就整理了讲座内容供各位恶补。以下是王蒙讲座的主要内容：

  前文化部部长、国务院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哈佛大学燕京学院特邀学者、著名文学家王蒙

  我首先要说的是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和外国人、外国文化是一样的，没有根本的差别。绝对不能以为中国人是另外一种人，我们都是一样的人，我有一个鼻子，两个鼻孔，我是一个男人。但是底下就不一样了，我有点老了，如果是美国人绝不会说I am an old man，但是中国人会说我已经老了，这样说是说明我有很多经验，我是一个成熟的人。说我老了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就是请在座的年轻妇女放心，我不会对你们有别的想法的，我不会留下什么麻烦。

  中国人很喜爱生活，很喜爱吃，对中国来说好象吃是生活的很重要的一个内容。中国人说什么样的事情都要和吃联系起来，比如说中国的领导人做了一个很重要的讲话，大家就说“要吃透他的精神”。别的国家不一定会这么说。你写的一首诗，中国人会说“这首诗非常耐得住咀嚼”。中国人有几千年饥饿的历史，历史上不知道有多少次大的饥荒。中国人也很重视性，孔子又说“食色性也”，人活着，第一，就是吃。第二就是要有异性，要有自己性的需要，但是中国人把这个性又弄得非常复杂化、非常道德化，性变成一个人文的、道德的事情，给自己找了很多麻烦，但是中国人对性的兴趣非常大。当了皇帝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就是他有很多的妻子、很多的妃子，很多的对象，所以中国的皇帝多数阳痿。在今天也是一样的，希望现代化，但是中国只能用自己的方式走向现代化，不可能用别人的方法，希望现代化、希望有先进的生产，希望有先进的教育，希望人和人之间有更美好的关系，希望过更好的日子，这些都是一样的。你们知道的越多，就越会感觉到这一点，不知道的时候以为中国人多么奇怪。

  我在美国看过一本给小学生读的课本，里面有这样一句话：中国比月亮远。因为抬头就可以看得见月亮，但是我看不见中国。这是玩笑话，当然中国比月亮近，各位都来中国了，但是在座的汉学家都没有去过月亮。

  中国和非中国又有很大的不同，我个人觉得最大的不同是语言和文字的不同。我不是文化学家，我不知道我的话有多少专家能够赞成，我认为语言和文字是文化的基础。语言和文字表达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对人的集体思路，思想的方法。别的国家是相同的，我1980年自学英语，当时我买了一个盒式的磁带，香港出版的，磁带上说：“学英语的目的不单纯是学语言，而是要学西方人的思路。”

  中国文字是一个综合的文字，他的信息非常的复杂，东汉的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汉字构成概括为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一个字就像一个小的图画一样，既要表达声音，又要表达含义，又要表达它的逻辑关系，又要表达某种形状。他这些信号是综合在一起的，这里就表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中国的语言和文字最注意的是世界上各种事物的关系，他认为世界上所有的事物都是有关联的，他非常注意这样一个世界的统一性，中国有一个词叫做“一切”，all，一切首先是一，一积累发展下去就变成了一切。one就是all，all就是one。中国五四时期我的上一辈有一个大诗人，也是全世界著名的郭沫若，郭沫若有一句很有名的诗：一切的一，The one of all ，一的一切，all of one，一的一切就是一切的一，一就是一切，不管这样一个世界多么复杂，最后你把它总结起来就是一。他总要找到一，没有比找到这个一更重要的。一就是中华文化里的上帝，就是God，God不是一个具体的概念。我在新疆呆过比较长的时间，新疆不讲God，新疆讲“胡大”，“胡大”是主，有一次我和新疆一个五岁的小女孩，她话都没有完全说清楚，我用手指着天空说，There is my god。小女孩告诉我，NO，胡大不在天上，胡大在我们的心里。这就是一，我们每个人心里有一个一。一的说法不一样。

  孔子认为这个一就是“仁”，杀身成仁，为仁可以不要自己的生命，但是要维护完成这样一种仁爱，所以仁就是上帝。基督教也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基督教他比教具体得多，我们到教徒里面去，有耶稣像，有圣母像，有耶稣的12个大弟子，圣约翰、圣彼得等等，但是基督教徒里面没有也不可能有耶和华的像，耶稣是God，God本身没有形象，你不能画出一个God的像出来。孟子的一是“义”，舍身取义。义在这里当作“根本的道理、原则”讲。老子的一是道。神学是终极的关注，终极的追寻，终极的辨识。美国人说中国人没有宗教，中国人拿着一个概念当宗教，就是一。这个一到了老子那儿就是道，到了孔子那儿就是仁，到了孟子那儿就是义。

  表现在语言和文字上，它格外的注意事物的关系，而且它最注意的是大的概念，这个概念越大越伟大，越大越好，最高最大的概念。比如说花草树木这都是很具体的，但是更大一点的概念就会说是植物，对中国人来说植物的概念就比花草树木更大，植物的概念再上去是生物与生物的概念再伟大。生物再上去是万物，所有的物质，新疆尔语里面叫做“马蹄尔阿”，它是从俄语来的，在英语里就是material。在中国存在的类似概念叫做“有”，中国人认为比有更大的概念是无。因为所有的有来自无。又有一种东西能够使无变成有，能够使有变成无，对老子来说就是道。道就是既能够使从无中产生有，又能够从有中产生无。对于孔子来说，在所有的关系中最重要的是仁，实际上就是love。对于孟子来说，所有的一切都是义，义的含义非常多，忠诚也可以叫义，但是对于孟子来说更常用的义就是原则。有人说中国人很可怕，他们没信仰，他们没上帝，有，它是一种概念，上帝本来就是一种概念，不是一个具体的存在，没有具像。中国的思想方法就是一种关系性的思维。

  我常常举这个例子，比如说中国人很重视物体间的关系。皮革，牛皮英语叫做leather，牛排、牛肉又是beef，英语里没有一个专门的牛这个词。你说是Cattle吧，Cattle又作为大牲畜解。 在英文里面，他要么说man，要么就是woman，英文是分类的。但是中国人就说“人”，忽略具体性别。这可能会造成很多麻烦，但是它重视整体又有一套相应的思想方法。牛身上长的毛是牛毛，从牛奶或者从牛的肥肉里面得出来牛的fat是牛油。但是到英文里面叫butter就行了。如果是羊身上的就是羊油，如果是鸡身上的就是鸡油。把牛本身又分多少类，小牛，中国人的思路小牛也是牛，但是英文里面小牛肉是veal。

  这种统一性在非中国人听起来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比如战国时期，中国人很注意挑选马，因为战国时期是骑兵竞争，有好的马才能战胜，当时很多人认为好的马是千里马，一天可以跑一千里，当时的里比现在还大，他比五百公里还要多一点，应该是七八百公里的样子，千里马。怎么样挑选千里马，有一个叫九方皋的人，他说他最会挑选千里马，他给秦穆公挑选千里马，国王问这个千里马是什么颜色的？本来千里马是黄色的，他说是黑色的。国王问，千里马是公马还是母马？他说是母马吧。国王说把这个马带过来，一看，是黄色的，又是公马。国王说你走吧。但是相马权威伯乐说，你给他的任务是挑选千里马，不是挑选公马或是母马，你不是要用马毛做装饰，他管毛色干嘛，公马和母马重要吗？马的颜色什么样，他不知道，他眼睛一看，它的整个身体的结构，它的四条腿，再看看它的形状，他就断定这匹是千里马。正因为他是一个伟大的相马人，所以他才能挑选出千里马。何必要弄清楚他是公马还是母马，或者是黄色还是黑色呢！故事有点夸张，但是它反映了一个思想方法，重要的是this one，不是another one。

  孔子在中国的影响非常大，他讲修身齐家平天下。这个天下，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就是中国本身，他们的观念里，西边有一些藩邦，东边就是大海，这就是天下。要平天下就得治国，要治国就得齐家，每一个家庭都变好。要齐家就要修身，每一个个人也要变好。要修身就要正心，你的心、你的思想、你的判断要端正，要正心就得诚意，你得有诚恳的态度，真诚的态度。你能够诚意就能够正心，正心了就能修身，修身了就能齐家，你的家庭会很和睦，齐家了就能够治国，治国了就能平天下。美国在整个世界有特别大的影响的汉学家费正清说，中国有一个大的问题，不太讲逻辑，没有很严密的逻辑，中国有一个自己特殊的大逻辑，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后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费正清对中国研究的非常透彻，认为中国这个逻辑影响了中国的科学发达，影响了生产，影响了中国上千年的发展。

  中国人长期形成了“道德是最重要”的观念，认为政治的基础是道德。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你做政治的事情靠的是德，譬如北辰，就像天上的北斗星一样，众星拱之。因为他看着好象所有的星星都在转，但是北极星不转，这些星星围绕着北极星转，所以权力就像北极星一样，大家围着它转，因为它有道德。

  我们非常容易就能够准确的看出这话靠不住，因为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没有道德的有权人。这个皇帝也许很残忍，也许很腐败，大官里面也有这样的人。但是孔子这种解释无论如何让人民心里舒服一点，为什么他要管理你，因为他有道德。比说为什么他要管理你，因为他力气比你大，武器比你强，钱比你多要好得多。对中国人来说，道德的讲究听得进去，听得很舒服。所以在中国形成一种很注意说话的传统，说话的时候要加强自我约束，不要流露出对道德的不尊重、不敬。所以中国到现在，它的干部、它的领导、它的官员的选择标准都说是以道德为第一，以才能为第二。外国的政治家和中国的政治家不完全一样，意大利的原来一个总理贝卢斯科尼，他很开放，他说我的女朋友很多，因为我又帅，地位又高，能力又强，我又有钱，追求我的女人排成长队。中国如果有这样一个人，宣布完了以后，第二天他所有的官职就撤掉了，的党党籍被开除了。俄国的日里诺夫斯基，他说如果你们选我当总统，俄国所有的男人免费发放伏特加。法国的勒庞，他说我当了总统，各个大学的楼道上都摆着避孕套。其实社会已经很解放了，你不摆在楼道，摆在别处用起来也很方便。

  中国人还有一个特点，非常善于变化。因为早就这么说了，2500年前的《尚书》里面说“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天天都会有一些新的东西出现，第二天还会继续有新的东西出现，天天都会有新的东西出现。同样两千多年前的庄子，一个有学识的聪明人，提出“与时俱化”，跟着时间的逝去不断的变化。所以中国人认为变来变去是非常合理的，不是不可以变化的。中国人还强调自强不息，你自己永远要努力，不能停下来，你要不停地前进，“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中国是东方的文化一部分，但是他这种东方的文化和强调不着急、强调慢慢的、强调休息、强调一切随便的文化不完全一样。因为我在三个不同的国家听到过、看到过一个相同的故事，一个是德国非常著名的海因里希?伯尔写的小说。他死后，我在他在科隆附近的别墅还住过六个星期。他写了一个故事，说一个渔民打鱼，那天鱼非常地多，他自己一个人忙不过来。他一看河边上有一个小伙子正在树下面睡觉，他把他叫起来“起来，帮助我捞鱼”。小伙子说我为何需要帮助你捞鱼？他说我给你钱，你有了钱就可以旅游、过幸福的生活。小伙子说我现在就在过幸福的生活，我为什么还要要等帮助你捞鱼获得钱之后呢？后来我有一次到印度，印度有一个人给我讲完全相同的故事。又有一次我到喀麦隆，喀麦隆的人又给我讲他们那儿跟这完全一样的故事。不管德国是不是真的有这样一个故事，或者印度人是不是这样，印度现在发展也非常快，进步也非常快，喀麦隆怎么样我们也不管。但是，不管怎么说，中国没有这样的故事。中国是主张你要勤劳，你要工作，你要不断地前进。

  1998年我到美国，美国人跟我说，现在中国发展起来了，十亿人都在工作，多可怕。我说如果十亿人都不工作，那不更可怕了吗？饿死了。或者不饿，他抢来了。十亿人工作总是比不工作要好一点。中国人主张你要干活，还主张你变化。这又有一个一样的观点，一个是撒切尔夫人说过，一个卡特时期美国的安全事务顾问布热津斯基，他们两个人都讲过同样一个话，因为当时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在改革，他们说苏联要这么改革下去，要出事，东欧那些国家这样改革下去更要出事，因为东欧那些国家本来就不是本国人民选择了、劳动党或者是社会主义，他说苏联的文化是以俄罗斯为主的文化，也没有很好的方法和改革协调起来。但是撒切尔夫人和布热津斯基说中国有可能成功，中国有独特的文化，中国一直讲相反相成，相反的东西才能能够互相合作的。相辅相成，互相合作也能够成功。中国人的脑筋不是很死板，他这样做不行了，可以换另一种办法，可是他解释起来和前一种办法并不要求立刻发生变化。

  我曾经讲中华文化的特色，一个是泛道德论，简称泛善论，善是最重要的。第二，泛整体论，简单说就是泛一论。第三，泛机变论，或称泛化论。

  我再讲一个故事。我们很喜欢讲真善美，但是中华文化在真善美三个层面，更注意的是善和美，有时候他没有太注意真，你们学汉学可能读过《红楼梦》，《红楼梦》里有一个故事非常好玩，贾宝玉的妈妈不知道从哪买到的或者别人送来的玫瑰露，用玫瑰花做的浓缩饮料，是拿水兑着喝。她的玫瑰露丢了两瓶。清朝时候这么多东西都是从国外运过来的，很少见，非常珍贵，所以她非常的愤怒。她底下的婢女互相责备，她说她偷了，她说她偷了。这样一个时间段管事的是贾宝玉的嫂子的婢女与哥哥的妾平儿，平儿知道是一个叫彩云的丫头偷了给贾宝玉的弟弟，这个弟弟不是一个母亲所生，是妾生的。为了照顾贾宝玉的姐姐探春的脸面，因为彩云是偷给贾环的。平儿想了一个主意，找贾宝玉，让他承认是他偷了，大家都知道贾宝玉最喜欢女孩子，一大堆女孩子跑到那儿，大家喝玫瑰露，一次把两瓶都喝完了，贾宝玉巴不得做这样的事情。于是平儿就把所有有关的工作人员召集起来开一个会，说现在玫瑰露我们已弄清楚了，我现在给大家宣布，玫瑰露事件我的调查的最终结果，是宝二爷拿走了玫瑰露，和你们丝毫没有关系，你们好好工作。真正偷玫瑰露的彩云很不好意思，心情非常不好，她就出来了，她就说姐姐，中国人很亲切，管女老板都叫姐姐，我错了，我拿走了，你现在给我责罚。可是平儿说，我刚才已经宣布了结论，贾宝玉拿的，谁还敢提出挑战，啥意思？散会。做了结论了，不允许再提出别的意见了。大家都认为平儿处理事情太好了，如果平儿当我们的老板、当我们的董事长，当我们的书记，多好啊，每一件事都照顾到了，让大家都高兴，不造成大的问题，保护了每一个人。我读《红楼梦》的时候读到这儿，我说平儿真是一个好人，尤其她是一个有权力的人，如果她是我的领导、我的老板，跟这个人在一块多好。可是这是虚假的，贾宝玉没有拿这个玫瑰露，类似这样的东西就显示出了中国人处理一些事情的思路独特的地方。不注意真，而只注意事情是否善与美。中国人在这方面既表现出一定的特点，又表现了一些不足的地方。

  所以五四以后中国有新文化运动，对自己的文化有很多反省，也有很多自我批评，实际上中国人非常注意向全世界学习，向欧洲和美洲学习，提升个人的科学、求真的精神，提升个人国家的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