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我社的职责就是要不断满足广大青年的精神需求，就是更好地为广大青年服务。
然而，青年的需求是分层次的，青年的需求也是随时代一直在变化的，我社能赶上青年需求变化的脚步吗？
上世纪50年代的青年，他们不仅记得我们出版的《红日》《牛虻》和《青年修养十二讲》，更记得中国青年出版社，因为他们读过中青社不只一本书。
这一时期，是我社从无到有的初创时期，困难之多可以想像，但团中央为了创立出版社发挥了领导干部打头阵的优势，时任团中央的亲任出版社董事会的董事长，并指定时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冯文彬、、蒋南翔三人负责此事。于是，时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蒋南翔和荣高棠先后主持了出版社与开明书店合并事宜，时任团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杨述兼任合并后的出版社社长。杨述调离后，又由时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导生兼任社长。
由于发挥了领导干部打头阵的优势，出版社的创立顺风顺水，但内容呢？同样是由领导干部打头阵，时任团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许立群亲自主持编写了《伟大祖国小丛书》，并组织编写了《中国青年丛书》。有了内容还要有成熟的编辑人才，除了开明书店保留了一批业务水平较高的老编辑和老出版外，还迅速从各地和中央团校调来了一批业务骨干。
机构有了，人才也有了，出书的方向呢？时任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亲自写信给出版社的建议出书方向，团中央书记处每年专题讨论出版社工作，甚至讨论出版社出版的一本书的得失。也经常向出版社提出建议出什么书。正是领导干部的关心下，出版社的出书方向逐渐由团的工作和青年思想修养读物扩展至马列主义和社会科学基础知识读物，后又着重发展了文学和自然科学基础知识读物。
上世纪60年代的青年，他们不仅记得我们出版的《红岩》《李自成》和《人的一生应当怎样渡过》，而且对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印象更深，因为当时中青社的文学读物和青年读物动辄销售几百万册。
这一时期，国际环境十分复杂，反帝反修任务艰巨。那么，我社在满足青年精神需求时，就不能不更重视引导问题。怎么引导？在当时国际大合唱的包围之中，按照党中央的部署，当然是要强调斗争精神。于是，具有鲜明革命传统教育印记的长篇小说《红岩》问世了，小说中革命烈士的斗争精神激励了千千万万中国青年，这是我社建社史上的一座丰碑。
这座丰碑是由编辑的心血浇灌而成的，不是我社编辑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捕捉到罗广斌、杨益言等人在四川各地讲烈士斗争事迹的信息，也就不会有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同样，不是团中央有指示要组织团干部进行业余写作，也就不会有时任社长带着文学编辑亲自去重庆劝说罗、杨二人用小说的形式反映革命烈士在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斗争。这可是两名从未写过小说的无名之辈。而我社居然敢为这两个无名之辈向其所属的重庆市委请创作假，不仅如此，竟然还电请重庆市委放他们去北京住在出版社招待所进一步加工。两名作者在北京改稿的几个月里，我社文学编辑室安排了三位接待，几乎每周这三位都要和两名作者开例会，商讨章节构思和人物关系。
这一时期，我社还在响应领袖号召学理论和普及哲学方面颇有建树。上世纪50年代我社就出版过《（实践论）解释》《（矛盾论）浅说》《谈谈辩证法问题》，到上世纪60年代又出版了《形式逻辑简明读本》《学会在实际斗争中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用活的眼光看——实际生活中的辩证法》。当时，这些书很符合关于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里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强大思想武器的思想。
上世纪70年代的青年，由于我社因“文革”停业几年的原因，可能没读过几本中青社的书，但他们有两本书记忆犹新，即《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和《革命烈士诗抄》。
这一时期，最值得一提的是“文革”后曾获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李自成》，正是因为有了这本书，文革中停业多年的中青社才得以复业。《李自成》的作者姚雪垠因写作受到干扰给写信告御状，很快批示说，给他提供条件，让他把书写完。后经、、等领导审批同意，中青社终于恢复出版业务。的批示下来后，人民文学出版社闻讯派人赶到武汉，想出版此书，但姚老还是把《李自成》第二卷给了我社。
为什么姚老对中青社情有独钟？同样是编辑的真诚感动了他。《李自成》第一卷书稿到我社后，责任编辑认为是难得的上乘佳作，但责编本人其时正因出言不慎受到批判，并被给予撤职、降级、留党察看的处分，而姚老则刚摘掉帽子，为出书是要担风险的，不过担风险的不只是编辑，负责书稿终审的社领导也同样要担风险。然而，责编和主管领导都毅然决然地签了字，并于1963年正式出版。没有第一卷就没有第二卷，没有第二卷我社的复业恐怕要等到文革后了。
上世纪80年代的青年，是对中青社印象最深的一代青年，因为他们读过的中青社出版的书最多，例如《闪光的生活道路——张海迪事迹》《第二次握手》和《通俗哲学》《文学描写辞典》《许莼舫初等几何四种》，同时随着电视的普及，团中央宣传部、中央电视台和我社《青年文摘》杂志合办的“五四青年智力竞赛”也在青年中引起了轰动。
这一时期，有本长篇小说在青年特别是曾经下过乡的城市青年中，几乎到了无人不知的地步，这就是《第二次握手》。不过，投稿的不是作者张扬本人而是许多热情的读者。当时，张扬因这本书歌颂了周恩来等老革命家而被“”打入狱中，读者看的都是知青中私下流传的手抄本，并非正式出版物。由于当时“文革”已结束，正在拨乱反正之中，许多读者借这股东风向中国青年报写信要求正式出版此书，中青报便将此书推荐给我社，我社经调查发现张扬还在湖南狱中，我社领导和中青报的领导随即派人到湖南调阅档案、分析书稿、出示我社和中青报的正式意见，要求放人出书。由于湖南方面当时仍处于“文革”的思维定式中，始终未放张扬出狱，中青社领导便直接去信给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这才促成张扬的出狱。接着，因张扬身体有病，中青社又把其接到北京住院治疗，由文学编辑室的编辑轮流去医院陪护，只留一个编辑全力做小说的编辑工作，承担了小说各种手抄本的剪裁、衔接、联缀、补写等。然后，等张扬病愈修改补订后才付梓出版。此书一出，轰动全国，一印再印，发行几百万册仍供不应求，只好允诺各省市租型造货。随之，中青社的声望、地位也就在文学界、出版界和青年读者中如日中天，出版社既出书又出人（作家）的风格也日益成熟。
这是我社迄今为止最辉煌的时代，其辉煌程度已超过了也曾经辉煌过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个时代，不仅我社的文学作品轰动全国，而且我社的青年思想修养作品也在青年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就在小说《第二次握手》的影响开始减弱之时，中青社编的有关残疾青年张海迪身残志坚的事迹和书信相继出版，从而再次引起了全国的轰动。这也是由中国青年杂志社的记者推荐的，我社领导当即拍板派人去山东与张海迪接洽。此书后来对于在全国掀起向张海迪学习的热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而我社与团中央宣传部和中央电视台联合举办的“五四青年智力竞赛”，则是来自青年文摘“考考你”栏目读者的推荐，这个由央视著名主持人赵忠祥主持的活动，首开全国各种智力竞赛活动的先河，央视播出后也在青年中引起了极大关注。
上世纪90年代的青年，也许对中青社记忆不深，因为全国的出版社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出的书多了不免令人眼花缭乱，但他们对《南明史》《哲学小百科》和我社出版的《青年文摘》杂志、《追求》杂志印象深刻。
这一时期，我社出版的《青年文摘》杂志成为全国中学生追捧的杂志之一，发行量巨大。与时俱进是《青年文摘》杂志发展历史的重要特色，在经历了一段发行量下降的阶段后，它首先完成了内容侧重点的转移，即由侧重于介绍各种知识转变为侧重于表现励志成材和人生感悟内容，印刷点由北京一家扩展为外地三家，开始招收博士、硕士等高学历人材，并引进了艺术水准较高的设计人材。由此，发行量一度下降至百万册以下的《青年文摘》杂志又重回百万大刊行列，1999年11月发行量达到了136万册，超过了历史最好水平。
随着时代的发展，青年的文化素养在逐步的提升，为青年出书的知识水准和学术水准也必须逐步的提升。过去以通俗文化、知识普及、思想修养为重点的出书方向必须有所调整，在经历了一场风波后，我社有些甚至提出要重视对少数高素质优秀青年的引导，为此我社开启了学术出版的尝试。填补了学术空白的《南明史》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版的，它获得了第四届国家图书奖，其虽然是小众作品但却受到了一部分文化程度较高青年的追捧，至今在孔夫子旧书网上其旧书已经从初版定价的48元炒到了700元至1000元一本。随后，我社出版的学术著作《当代中国的唯物辩证法——著作中的哲学思想》也获得了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
随着市场的变化，我社在这一时期还尝试增加了教辅类图书的出版，其中《名师帮你学》和《黄冈名师学法点拨》等教辅书，由于作者均为国内各科知名教师，因而受到广大教师和学生的欢迎，多次再版，给出版社带来丰厚的效益。
本世纪00年代，中国出版界群雄逐鹿，出版社的名字虽然被淹没在每年成千上万品种图书的汪洋大海中，但仍然有几本书脱颖而出让青年记住了它们，这就是《高效能人士的7个习惯》《藏地牛皮书》和《传》《我的人生感悟》，与此同时我社举办的全国青少年爱国主义读书教育活动也慢慢变得红火，特别是我社出版的《人类精神文明发展史》《大战略之战——整体战》《登陆与抗登陆怎样打》引起了上面的关注。
这一时期，我社在经历了一段低潮之后，借引进版图书和旅游图书及个别名人图书又重新再回到广大青年的视野中。我社从英国引进的英国前驻北京记者写的《传》，是一本带有一定学术性的传记，这让看多了有关的通俗的文学描写类图书的青年眼睛一亮，而引进版励志图书《高效能人士的7个习惯》更是让广大青年争相购买，有的企业老板甚至将此书买来发给年龄小的员工每人一本。
旅游图书《藏地牛皮书》，则以新颖的设计、精美的图片、别致的包装吸引了大批青年，而著名学者季羡林的散文《我的人生感悟》，则将其90余年对人生的感悟、理解与智慧箴言集于一书，使不少青年能从中汲取其人生养分。
这一时期，我社在学术出版的探索上又有了更大的进展。国家重点图书项目、列入国家“十五”重点图书规划的《人类精神文明发展史》的出版，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有6位著名学者在主流媒体上发表了对此书的评论文章，他们一致认为此书是我社又一本填补学术空白的佳作。
《大战略之战——整体战》也是一本多学科交叉以战役攻防的方法研究战略的创新之作，此书曾预言整体战是未来几十年国家间角逐竞争的主要方式，未曾想只过了十几年全球多个国家之间就全方位开打经济战、政治战、文化舆论战、外交战甚至暴力或非暴力的军事战等等，此书曾获得第二届中华优秀出版物提名奖并排名第一，还曾获国防大学当年的科研成果一等奖。这两本书的特别之处就在于都曾受到党内军内高层的重点关注，中央办公厅和总政治部等中央国家机关都曾专程到我社小书店和西单图书大厦批量购书。
本世纪10年代，我社出版的计算机图书和艺术摄影图书整体崛起，受到了相关专业青年的追捧，同时一批纪实图书如《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真相：“九一三”事件考证》《真相：专机副驾驶亲历“九一三”》引起了青年和社会上其他读者的浓厚兴趣，特别是我社伦敦分社出版的外文版图书也开始打入国际市场。
这一时期，我社在引进和输出版权上成效显著。1996年，我社一次性从美国某出版公司引进《向大师学绘画系列》16本，为我社艺术出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此我社的引进版图书便一发而不可收拾。2003年引进的《传》给我社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随后，以《高效能人士的7个习惯》和《杰出青少年的7个习惯》为代表的一批畅销励志书的成功引进，更是提升了中青版图书的整体销售排名和中青社的品牌。
而我社在这一时期前后成规模引进的近百本电脑图书的版权，也使我社能够高起点进入电脑书市场，并使我社的电脑类图形、图像图书在这一时期的全国各大书店销售排行榜上长期处在第四名的水平。
除此之外，我社与法国著名的费加罗出版公司通过版权合作对我社的《追求》杂志做改造，出版了全新的《虹》杂志，在与国外杂志出版商合作出版期刊领域引领了风尚，具有开创性。
据初步统计，我社自1996年至2009年，累计引进版权1800个，输出版权350个。尤其是在政府和出版社的政策层面和资金层面的实质性支持下，我社伦敦分社的成立和持久运营更是加大了我社图书走出去的力度。我国主流媒体多次重点报道伦敦分社在国际市场上的表现，称伦敦分社为“以商业模式和本土化化经营使中国出版和文化进入国际主流市场的典范”。
我社出版的党史军史国史类图书，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已经崭露头角，到了本世纪10年代更是成规模地提升了我社的品牌。尤其是《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真相：“九一三”事件考证》《真相：专机副驾驶亲历“九一三”》，不仅在史料或学术考证上填补了空白，而且对流传甚广的相关政治谣言也是有力的回击。值得一提的是，《真相：“九一三”事件考证》《真相：专机副驾驶亲历“九一三”》是在当时的中央党史研究室和新闻出版署多年没有批准出版涉及的图书后，特别批准出版的涉及的图书。今天，我们的编辑还有能力抓这种要冒一定政治风险的图书吗？
本世纪10年代，我社的开山之作是《青年文摘》实现了第三次跨越。第一次跨越是成为百万大刊，第二次跨越是文摘从月刊改为半月刊并站上了发行量200万份的台阶，第三次跨越即从单一刊物发展为包括红绿版、彩版、电子版、手机版、有声版的刊群，红绿版的月发行量也突破了300万份。
同时，我社还在文摘培育了一支全社最年轻的高学历高素质的编辑队伍，并从这支队伍里向社里其他部门输送了好几名部门负责人，因而有人戏称这支队伍是我社的“黄埔军校”。本世纪的收官之作是长篇小说《人世间》，这部三卷本的厚厚小说，一举跃上了茅盾文学奖的榜首。这是我社在沉寂37年之后，重又获得茅盾文学奖。同时，也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曾经，两个世界上最聪明的大脑——微软的比尔﹒盖茨和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佐斯，对纸书进行过“末日宣判”，但很庆幸的是没有应验。纸书在手机和电脑的夹击下还能存在多久？如何在这种夹击下寻求突破？这是我社今天的编辑一定要考虑的问题。那么，从我社70年的经验教训中可否找到有用的启示？我们期待，我们祝愿，祝愿我社能够突出重围，在新的征程中再上一个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