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能否繁荣，文化是一个重大的决定因素，因为文化影响到个人对风险、报偿和机会的看法。在人类进步的过程中，文化价值观确实是重要的，因为它们影响到人们对进步的想法。文化价值观之所以重要，尤其是因为它们形成人们组织经济活动所遵循的原则，而没有经济活动，就不可能有进步。
作者感谢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亚伯拉罕•索菲尔和乔尔•海厄特的协助，并感谢乔纳森•唐纳、杰弗里•韦茨勒、乔希•拉克辛、戴维•拉布金、伊桑•伯格、阿申•瓦西列夫等人对本文提出的宝贵意见。本章的标题也是作者与凯亚•米勒和约瑟失•巴比耶奇合著、即将出版的一本书的书名。
博德公司（MonitorCompany)曾受哥伦比亚政府和載营企业委托，研究哥伦比亚这个安第斯山区国家的皮革制造商怎么样才可以扩大向美国的出口，并提供相关建议。我们第一步在纽约市采访了产自世界各地的皮革手提包的买主，还采访了美国各地大约两千家零售商。我们收集到的资讯错综复杂，但归结起来，信息却简单明瞭：哥伦比亚的手提包定价太高，质量太低。
我们回过头来，到哥伦比亚的皮革制品制造商那边去明白他们的产品质低价高原因何在。他们的回答是：“这不是我们的过错。”他们说这都怨那些向他们供货的鞣皮厂。哥伦比亚政府却保护这些鞣皮厂，对进口皮革征收15%关税，从而使阿根廷向哥伦比亚出口的皮革变得太贵，难以与国内厂商竞争。
我们再去哥伦比亚农村采访那些鞣皮厂的主人。这些鞣皮厂采用劣质化学制剂，造成了附近土壤和水的污染。厂主们很高兴地回答了我们的问题。“这不是我们的过错他们解释说，“这都怨那些屠宰场。他们向咱们提供的生牛皮太次了，因为他们一心只想多卖些牛肉，既省劲又可以赚更多的钱。他们把牛皮弄破了却一点也不在乎。”
我们转到南美草原去采访屠宰场的赶牛工、屠宰工和挥动着秒表的管理人员。他们的回答还是那句话：这不是他们的过错。这都怨那些牧场主。他们说，“你们知道吗，他们为避免那些跟毒枭狼狈为奸的游击队偷牛，就往牛身上打了太多的珞印。”烙印多，皮弄毁了。
我们最后奔赴远离省城的牧场。牧场主们说话带有浓重的地方口音，既快又不好懂。他们告诉我们，“这不是我们的过错。这都怨牛不好。”他们解释说，这些牛太蠢了，为了驱赶叮在它们身上的虻蝇和挠痒，老往铁丝网上蹭，把皮都蹭破了。蠢牛不太会说话，我们没谁再好采访，调查到此结束。
我们长途跋涉，行车在搓衣板似的路上，还得在车上不断敲点我们的笔记本电脑，鞋皮厂的化学污水和一路的泥泞把我们的鞋都毁了。我们最后得知，哥伦比亚的牛皮手提包难以打进着迷的美国市场，原来是因为他们的牛太蠢了。
对于我们的哥伦比亚朋友所面临的问题，人们会作出许多不同的解释。“怨牛不好”的这件事该怎么去办，一位宏观经济学家会建议取消关税保护，“让市场找到新的平衡”。非政府组织（NGO)会争取让那些牧场更换铁丝网栅栏，而工商管理学者也许会研究怎样切分消费市场。社会学家可能说当地的“人际信任度”太低。人类学家也许会说那里的人们不过是处于“一个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该让他们自然地进步。
对于我们在哥伦比亚所遇到的问题，可能有不同的解释，这就表明，对于创造繁荣的路上遇到的障碍也会有不同的解释。说到底，要给繁荣下定义也不容易。正像许多人对牛的故事会有不同的见解一样，对于什么是繁荣和如何创造繁荣，也会有许多不同的看法。为了进一步探讨这一问题，我将分解一下繁荣大体上包括哪些组成部分，说明繁荣为什么重要，以及创造繁荣的变革过程中有哪些因素。
繁荣是指个人、群体或一国国民在满足衣食住行等各种物资需求方面均能过上好日子的能力，至于什么样的生活算是好日子，则依人们当时当地的定义而定。繁荣有助于人们在心灵上开拓出空间，按照自己的爱好发展健康的情感和精神生活，不必为日常生存的物质需要而忧虑。
我们大家可以从流通和贮存两方面考虑繁荣状态。许多经济学家将它视为收人的流动：人们购买一批商品或分享他人创造的价值的能力。我们采用一种更新了的收入概念，叫做“购买力”。例如，罗马尼亚人均收人约合1350美元，但其购买力约近3500美元，因为许多东西的价格低于世界市场。
繁荣亦指有助于提高生产率的环境。因此，我们可以将繁荣视为一系列的资财。这里，我列出以下七种资财，或资本，其中后四种构成社会资本：
4.体制资本，如有形和非货币性资产的法律保护，效率高的政府办事机构，能最大限度使股票增值并保障职工薪饷和培训的企业；
7.文化资本，不仅指文化的有形表现，如音乐、语言和礼仪传统，而且指与创新有关联的态度和价值观。
不将繁荣概念化为人均收入的流通，我们就可优先考虑到在一种更丰富和更有能量的“高效”环境中的一种更广泛的体系和投资的决策。诺贝尔奖获得者阿马尔蒂亚•森指出“资财的观点的好处在于它让我们更好地认识一国在未来生产财富的能力”。
我们知道，世界各地个人购买力高低相差悬殊，各国拥有的财富贮存大小也不成比例。托马斯•索厄尔指出，“我们一定要面对最明显的事实，在社会史上已存在千百年之久的事实，即人与人生产率相差悬殊，这种差别所产生的经济后果和其他后果也相差悬殊。”世界银行近年来的报告表明，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许多地方的生活水平还因生产率下降而受到威胁。
贫困与营养不良二者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肌肉劳损，发育不良，更易受传染病感染，儿童认知力受破坏。世界上的儿童有84%生活在贫困之中，当地人均收人每日不足2美元。世界上的婴儿绝大部分出生于贫困状况之中。预期寿命、识字率、饮用水和婴儿死亡率均与一国的生产率和繁荣度成正比。1990年产妇死亡率在低收入国家为10万分之607，在经济发达国家仅为10万分之11。
可是贫困的危害超过了统计数字所能表达的程度。贫困能损害人的志向、希望和幸福。在这方面，贫困的影响无法衡量，却感受得到。大釐的文献表明了较高的收入有助于积极进取，宽厚待人，支持公民自由权，对外国人持开放态度，对下属持正面关系，养成自尊心，对自身能力有信心，愿意参与社群活动和国家事务，保持人际信任，以及满意于自己的生活。例如，参加了我们这次研讨会的罗纳德•英格尔哈特就曾写道，较高的主客观福祉自我报道率，是与较高的国家繁荣度成正比的。
对于什么是繁荣和怎样创造繁荣，每个社会都有一些人持有不同的信念。承认和理解这一点，是创造变革的基础。斯特斯•林赛和我在《劈波斩浪——在发展中世界培育潜在的增长源》一书中，提出了有关心理模式的若干原则:
•心理模式系由第一人称的、具体的和特定的信念、推论和目标所组成。它是反映世界运转情况的心理图景。
•信念和态度，有些是有利于创新并为繁荣创造条件，有些则是反创新的。这些信念构成心理模式。
•心理模式可以围绕一个特定的、明确的目的予以界定、说明和检验。诺贝尔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思指出，人们利用“心理模式……和体制”以“影响经济的运作”。
•最后，心理模式是能改变的。虽然文化涉及意义的代代相传，但这不大可能是一种遗传过程。
亚历克斯•英克尔斯认为，世界各地存在着行动和信念的普遍趋同。他指出，“世界各国都表现出一种强烈的趋势，即日益采用新的生产方式，以机械动力为基础，进而依靠现代技术和应用科学。”他指出这些“新的生产安排”造就了新的体制格局和个人所起的新的作用，而且“引出……新的态度和价值观”。©世界银行前任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施蒂格利茨写道，“发展表明社会的一种转变，从传统的关系、传统的思维方法、传统的对待健康和教育的方式和传统的生产方式转向现代方式的一种运动。”
既然这些杰出人士都发表了这样的看法，为什么各国政府和国际机构的行动日程上却如此缺乏心理模式研究呢？为什么各国或各地区如此缺少改变人们心态的正式变革过程呢？世界上一些最重要的发展机构在这一点上持何种立场？他们无所作为是由于缺乏认识，或没有发达的手段，或内部共识不够，或政治上受制于股东和报界，或治理无方，还是因他们自己的心态？连当今世界上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保罗•克鲁格曼也承认，“在思考个人及其动机方面，经济学的明显特点是粗陋得惊人……对于人们的思维和感受，经济学家们显然是不感兴趣
心理模式的研究往往是慢得令人失望，但毕竟发展了五十来年了，能为理解和争取解决贫困问题提供最好的途径。本次研讨会的组织者劳伦斯•哈里森指出过，这方面的变革将是困难的，“因为它需要有能力对那些触及最敏感的自我形象和自尊心问题的内在因素进行客观的反省和定性。”英克尔斯也认为反省是重要的。“一个现代国家的标志就在于它强调持续不断作自我分析的过程……〔现代国家〕能作自我矫正。”
有些国家要求我们帮忙出主意以改善它们的经济，而我们作为实干的人，经常在思索这样的国家能否建立更大的自我矫正能力。变革的过程有许多步骤，我们在向这些要求作出反应时，必须首先釆取一个步骤，就是问问它们的创造繁荣的模式是什么？
变革是一个无固定节奏的过程，永远都不可能按照一个能轻易描述的序列步步进行。尽管如此，想要构建自己经济变革的人们除了要具备范围广泛的技能和涉及众多领域的真知灼见以外，还必须有一个大家都赞成的纲领，并且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意识到为促进变革所必需的组成因素。
一些国家的公私部门领导人遨请我们去帮他们改善经济，特别是提高他们的出口竞争力。十几年来，我们已认识到，北美和欧洲政界和学术界中心所设计的宏观经济疗法是不够的。在这方面，方法学是复杂的，是从许多不同的学术领域吸取灵感，但是我愿将它们归结为十项重要的条件，而且用我们在若干国家工作的实例加以说明。在本章，我将着重谈其中的前五条，因为它们为理解后五条创造条件。
未能高速创造财富的国家，在做法上大多有不少共同之处。据我们不难发现到的情形，它们都过分依靠自然资源，包括过分依靠廉价劳动力，而且单纯相信气候、地理位置和政府扶助的好处。因此，它们往往不去努力生产那些能创造更大价值的差异化的商品和服务，以满足那些要求高而又愿意多付钱的消费者的需求。
它们只看重那些易于模仿的有利条件，只看重那些较低级形式的资本，因而只能在价格的基础上从事竞争，从而往往压低工资。靠低工资竞争，就是比赛看哪个国家能保持得最穷最久。这是贫穷基础上的出口，不是创造财富基础上的出口。一个国家一定要能同时为国内和国外的消费者既创造以价格表现的价值，又创造非价格表现的价值，才能提高生产率，从而臻于繁荣。
被认为是自然资源富庶的国家，往往实际上并不富。以委内瑞拉为例，这一个国家面积与得克萨斯州相当，拥有丰富的森林、石油和美丽的海滩，人口既包括土著民族，又有来自西班牙、德国、意大利和中东的群体。许多人认为委内瑞拉是拉丁美洲潜在的最富国家。然而从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它的人均购买力一直在下降。它1997年以石油为基础的利润相当于140亿美元，除以它的2100万人口，就能够准确的看出石油收入平均到每个公民头上一天还不到两美元，更何况这些利润的分配从来不是公平的：在南美洲，委内瑞拉的贫困率上升幅度是最高的。该国的出口90%以上是未加工的自然资源。我们的调研表明，一国出口品中的自然资源比重愈大，它为本国百姓创造的繁荣就愈低。
从本章上文中列出的七种形式的资本能够准确的看出，委内瑞拉自然资源丰富，当相关商品的价值高时，它暂时收人高。然而，它的交通运输和通信设施日趋退化，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质量逐渐降低；政府机构无能和腐败；高等院校与私营企业关系疏远，不利于创造知识资本。至于人力资本，委内瑞拉初等和中等教育水平属于南美洲最低之列。最后，委内瑞拉的某些价值观和态度是不利于创新和进步的。例如，国家领导人所受到的信任和尊重，在我们衡量过的各国中是最低的。委内瑞拉吃亏于它的虚假成就、自然资源过于丰富以及它未能学会怎么样作出艰难抉择而努力创新。
有些国家时刻准备变革，有些国家却不然。在一定条件下，有些人能形成高度紧迫感，另一些人却形不成足够的紧迫感。当期望与现实之间出现差距时，就会形成紧迫感。期望成形于心目之中，靠的是对外界事态的了解及自己的使命感。
我知道的一个非洲国家本来需要变革，但却不那么乐意实行变革。它是世界上人均负债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自1991年以来，它得到的赠款和贷款达80亿美元，而在同一期间，它的人均生活水平却每年降低4%。每10人中有3人HIV(艾滋病病毒）抗体化验呈阳性。由于投资不足，消费需求降低和缺乏竞争力，传统的出口产业破败不堪。70%的人日均收人在1美元以下。
我曾经跟他们讨论过他们的艾滋病预防计划经费不足的问题，问他们要采取什么措施来防止艾滋病蔓延，他们的一位政府内阁成员回答说，“我们正在告诉人们停止。”当我建议是否参考一下乌干达的措施时，他们对我说，他们对乌干达不感兴趣，因为25年前生活水平在非洲名列第三的是他们，“不是乌干达。”他们说他们的内阁有律师和会计师，“不需要再回到学校去学习”别的国家在做什么。他们在报刊中批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把他们的问题归咎于外界事态，例如种族隔离的遗留影响和安哥拉的内战。他们的计划是转向出口玉米，因为在玉米方面他们有“自然优越条件”，同时继续从世界银行贷款。他们今年得到的将近4亿美元的贷款中，一多半要用于老债的还本付息。
人们也许会把这一个国家的行为归因于宿命论，怀念昔日好时光，盲目自尊，以及随之而来的不肯虚心学习和创新。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一个国家注定会蒙受更多的失败，直到有朝一日它的人力危机增长而迫使他们反思一下，是哪些根深蒂固的因素妨碍了他们提高生产率。
微观选择。企业战略的基础是一整套选择，其目的是合情合理而又及时地实现一系列特定的目标。在发展中国家，我们很少见到企业战略是以周全调研为依据，明明白白，构成公司领导者们的共识。在微观经济层次上，我们见到过以下七种不利于竞争的行为模式：过分依赖自然资源和廉价劳动力；对国外消费者的购买爱好缺乏了解；对竞争对手的情况知道得太少；企业间合作不足；缺乏积极向前融人全球市场的精神；政府与私营企业之间有家长制关系；政府、私营企业、工会和媒体持守势态度。
在老百姓生活水平偏低又不上升的国家里，以上七种模式在企业界是普遍可见的。其结果是在要求慢慢的升高的市场上，只能出口简单的商品，靠低价格竞争，收益变小，并压低国内的工资。
要减少这些行为模式，就需要在企业层次上作出新的选择，其中心是构建新的学习和决策模式。这样就会有机会创造繁荣。
宏观选择。这第二种选择，就是政府应在什么样的程度上支持私营企业。有的人说政府应更多地扶助私营企业，有的人则说政府应完全放手不闻不问。如果我们大家都认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只是一个什么程度的问题，那么，在经典社会主义和货币主义之间，有着广阔的选择范围。在古巴，政府包揽了老百姓的福利，负责提供住房、医疗、教育、就业和食品，甚至还包括娱乐和新闻。所有权属于国家，通过集体经办，伴之以中央集中计划，采用定量指标和行政价格。收入分配相对均勻，而经济稳步的增长相当慢。
货币主义的做法则是政府与私营企业之间保持一种简略然而严格的社会契约关系，其实就是说政府将创造一个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而私营企业则创造经济稳步的增长。它强调稳定市场，放开工资和汇率，允许市场发展。它看来会造成较多人的贫困和较大的贫富差距，在短期内尤其如此。它没有认到政府在创新过程中也应发挥作用。我们大家都认为，这是在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例如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在非洲和拉丁美洲曾流行一时的进口替代政策）失败以后所作出的过分反应。
我们的意见跟上述两种战略均不一样。我们大家都认为政府应尽自己力所能及帮助私营企业成功，只是不要妨碍竞争。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政府投资于、或是帮助私营企业投资于创造较高级形式的资本。穷国政府需要做的事应多于富国政府，关系应随特定情况而定，根据各国经济发展阶段和公私两部门各自能力而定。
远大的眼光有助于形成使命感，鼓励人们去改变他们的行动。依照我们与乌干达领导人一起工作的体会，一个好的心理模式应包括以下/V点核心因素：
3.承认乌干达是过分依靠矿藏、气候、政府扶助和廉价劳动力等这样一些基本的、极易被模仿的有利条件。
4.认识到财富是立足于真知灼见、成熟的人力资本以及聚焦于竞争的态度，后者作为一种力量能促进创新和推动人们发挥首创性，努力学习，建立人际信任和合作。
5.认识到乌干达的战略并不是在经济稳步的增长和社会平等二者之间选择其一，而是使经济稳步的增长促进社会平等，反之亦然。我们在人的方面投入愈多，公司和国家发展的机会就愈佳。
6.认识到生产率不只在于依靠乌干达拥有的自然资源作竞争。竞争力即是生产率，而生产率涉及我们要在哪些产品门类作竞争，我们最终选择在何处作竞争，以及我们最终选择如何竞争。
7.承认乌干达政府应尽自己力所能及帮助私营企此，只是不要妨碍竞争。它应投资于人力、各种专用基础设施和教学机构，与私营部门、反对党、工会和别的国家进行非守势的对线.
认识到乌干达私营企业应投入更多的力量去了解消费者的爱好、竞争对手的活动和新的销售经营渠道，并投资于自己员工的培训和产品的改进。发展中国家要提升个人的水平，让更多的人富起来，就应具有这样的眼光，考虑到以上这些核心因素。
年内战之后，如今正致力于全国性的变革，其中的一个方面就是在国内生产者和国外消费者之间，以及在他们自己与移居美国的萨尔瓦多同胞之间，建立新的关系网络。观赏植物生产商出差到佛罗里达和荷兰，会见那里的销售商，了解销售渠道的情况。蜂蜜生产商调查研究了德国消费者的想法。咖啡是萨尔瓦多最老的出口商品，咖啡生产商原先也是最因循守旧的，可是他们现在也有尝试新事物的表现，开始栽培对环境无害的咖啡，而且与其他产业一起试验开辟新的市场，例如颇具创新性的咖啡旅游业。萨尔瓦多政府制定并开始实施“全国竞争力计划”，培训了一批工作人员去辅导中小出口商制订其经营战略。政府正投资于教育网络，在农村建立因特网
互联网），派一批优秀大学生到印度接受软件培训。政府和私营企业通过会议和因特网与移居美国的富有的萨尔瓦多人建立联系，邀请他们做生意合伙人，帮助开辟市场和获得知识、技术和资金。萨尔瓦多领导人懂得，在农村地区和首都之间、生产企业与国外消费者之间、国内与侨胞之间建立联系，可以沟通信息，加快信息的流通，为提高竞争力和增进繁荣打下基础。
为促进国民心态转变，应动用一切可用的手段，例如电子传媒和印刷传媒，广告，领导人演讲，会议，讲习班，数据库，因特网网址。新的思维方法将按照可预见的程序得到传播和采用。
我们注意到，创新者往往并不是主要的变革行为人。事实上，最早采用新思想的人往往只是给多数国民充当示范的角色。在我们的工作中，我们注意发现那些乐于接受新思想、能领会有关竞争力、生产率和繁荣的新观念并身体力行的人，让他们当带头人。我们得知，在这传播过程之初最起作用的人通常不是地位高的领导人，但是他们掌握了竞争力和创新的观念以后，就能把它们传播开去。在萨尔瓦多，我们先找到一位咖啡种植者，经过培训，他就去说服他那一行业思想保守的上层人物了。在百慕大，出租汽车行业四分五裂，我们先找到一位富有想象力的出租车司机，他再向他的同行做工作，创建一个新的出租车导游团体。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展现“创新精神”。
许多社会科学家认为，实行变革能促进新的心理模式的形成。因此，我们发起了一些相关产业的周会，请大家交流战略意见。我们请本章一开头说到的“怨牛不好”一事的相关的单位在一起开研讨会，以改善彼此之间的关系和增进人际信任，寻求共同的战略眼光。我们通过“有成效推理”的办法，为他们今后解决有争议的难题创造了一定条件。
我们安排过一个地方的旅馆行业的经理们和雇员工会代表们坐到一起，集中商讨如何为新类型的顾客服务。我们约请过收买国有企业的买主和零售商们一起开会，一同研究怎样改善前者的战略计划。我们还让一国政府的部长们与农业生产者坐到一起，激烈辩论该国的宏观经济日程。这种“有成效推理”的实验已导致有关各方拟定出一些试点计划，目标明确，而且经过周密推敲提出了一些衡量计划成就的标准。
当人们看到了成功的事例时，他们就更有可能改变自身原先的态度和行为。政治家们很懂得这一点，在办事过程中充分的利用近期取得的成就。在任何争取变革的努力中，我们都要注意发现新的眼光带来了什么好的东西。开发一种新产品，找到海外新顾客而完成一笔大的出口生意，或是劳资双方达成协议准备投资于职工培训或改善劳动条件等等，都可以是这样的事例。近期的成就不一定很大，但它是按新的思维和办事方式获得的，就这一点应让大家都知晓。
道格拉斯•诺思指出，体制就是规范。变革需要构成新的行为规范。我们注意的不是建立新的体制，而是让那些由于当今的全球化、创建繁荣的方式变更以及由于全球范围价值观和态度的变化，而已达到自己能力极限的现有体制，得到更新。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大大小小的各种事情，从加强法治和建立民主制，直到改善学校、私营企业和公民组织，这都是需要努力的。
例如，我们曾帮助一个行业联合会实现自身的转变，它原先是一个从事院外游说活动的团体，后来则从事企业管理教育，促进新产品研究与开发，向小企业提供资讯，支持对国外消费者市场的研究。
最后，我们还要建立各国反思和自我矫正的空间。我们要建立全国高峰会议和别的活动形式，让公、私、民、学各界领导人聚在一起。这类活动可以让这些领导人讨论本国正在出现的经济结果和社会结果，以及造成了这些结果的战略方针、体制机制和心理模式。议程可以包括一些具体问题，如采用什么样的量化标准？非量化目标有哪些？可以改进什么样的工具以进行自我评估？哪些变革可较
决完成，哪些变革需要两三代人的时间？国家实行变革和创造繁荣的战略，要经得起实际行动的检测。它应使过去和未来求得平衡，应是明确的共识，经受过分析，立足于一整套的选择，能帮助人们成为自己所想要成为的人。
多数人都相信繁荣是好事。他们也知道实现繁荣不容易。在世界上将近两百个国家中，已经做到大多数公民富起来的，只是极少数。即使如何由穷变富的信息是简单明暸的，各国人民怎样去做，也不能靠外人告诉他们。对于外人的水平如何，有何道义权威以及有何意图，都可以理所当然地提出问题。然而，我们当中有些人关心而且了解这些事情，有义务向各国领导人证明“繁荣是一种选择”，而且说明可以有咋样的选择，有何利弊得失。
在大家注重经济发展已达半个世纪之后，现在是时候了，该摆脱简单的规范框架、自上而下地发指示、把繁荣狭隘概念化以及几乎完全用国家数量指标衡量经济成就的做法了。现在该把国家和区域的积极性协调起来，改变心理模式。现在该把注意力集中到繁荣的微观经济基础，扩展“创新精神”。
霍华德•加德纳在他的著作中，曾将组织机构和民众的直接领导者和创造学术、左右舆论的间接领导者加以区分。在我们这次“文化价值观与人类进步”研讨会上，有一位领导成员是来自世界银行，一位地区问题小组主持人是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副署长，他们是根据经济发展问题调拨大量财力物力的领导人。同时，我们又有一些最杰出的经济学家、人类学家、政治学家和公共政策专家，他们就人际信任、企业层次的竞争力、男女平等、童年时期的发展等等这样一些不相同而又相关的问题发表了他们的意见。
通过每天川流不息经过我们的书桌和电脑屏幕的大量社会指标和经济指标以及其他的种种抽象化了的资料，我们看见了贫困。可是你也会遇见这样的贫困
眼见一个聪明伶俐但却是低贱种姓出身的印度小男孩，因为穷而上不了学，这令你感到心酸。在内罗华的街巷里，你也许会碰到这样的贫困：突然一把砍刀架到了你的脖子上，令你胆战心惊。你还会瞅见这样的贫困：在波哥大的街上，一个少女没有手指和脚趾，因为她一出世就被拋弃到一条古老潮湿的阴沟里，手指脚趾被饥饿的老鼠给啃掉了，见到这般情景，你会非常难受。如此这般的一些情景一直萦回于我们心头，而本书诸位撰稿人的论述又使我们深受启发，我们不禁琢磨，像东非中非大湖区或巴尔干半岛这样一些地方的社会和政治问题，是不是都跟贫富问题有关系。我们在想，对这些地区来说，怎么样才可以有一个整体的变革过程来补充现有的政治和军事处理方法之不足，甚至是由前者来取代后者。
本书的每一位撰稿人都愿意让世界各地的生活得到一定的改善，但是我们当中的多数人在发表意见时，观点都强烈受制于我们的学术专业和职业特征，以及我们自己的心理模式。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多少是像“怨牛不好”那个故事里所说到的那样，如何全盘考虑综合设法解决那个问题，要做到：把一批见解和另一批见解结合到一起，在发展中国家展开当地所适合的变革过程，这一过程应经过周密整合、稳妥引导和卓有成效的讨论，从而开始让各国和各族人民走上日臻繁荣的道路。迄今为止，世界还没有见到这样的局面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