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继续发表1978年农民的生活，上次发的吃穿。这次发的婚姻与家庭。 这一篇中的照片记录的是农历腊月二十一到正月初三期间的事情。多发生在沂蒙山区与鲁西北地区农村。

　　在农村有两件大事，一是能吃上饭，还是一件是能娶上媳妇。很多大队的党支部书记记最焦心的便是这两件事。愚味伴随贫穷，这是一对孪生姐妹。在农村越是贫困的地方，精神也越是贫乏，农村生活无着，只有乞求于祖宗的庇护，脱离贫穷的苦海。很多地方农民情愿忍饥挨饿，哪怕把上级发的救济款花掉，把口粮卖掉也要把祖宗敬起来。

　　在整理改革过程时，我找到新华出版社1982年4月出版的《新闻论丛》，这本书发表过我的一篇文章。上面写道：

　　“三中全会精神在农村的巨大胜利是多么广阔的报道天地啊！再过五十年后当我们翻开这页历史时是无言的愧对，还是自豪的回忆？宣传责任制带来的大变化就是宣传、捍卫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一场战斗。作为历史大变革中的新闻记者就应该站在它的前头，敏锐地抓住那些本质的变化，哪怕是萌芽状态，哪怕是万中之一，也要竭尽全力去大喊大叫，以事实去论证真理，激发亿万人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这是1981年底新华社召开报道经验交流会时，新华社安排我发言时讲过的一段话。这段话，可见我当时的心境。当我写出这段话时，现在的国家领导人与省部级干部几乎全部都在大学里读书。

　　这时候，改革开始刚刚两年。一个年轻记者何以有这样的对旧生活决绝与勇敢开辟新局面的心境，完全是那段历史对我的浸润与冲击。

　　我出生在农村，经历过饥饿的折磨。1970年参军，1976年到新华社当记者便跑农村，对农村的凋零与农民的饥寒交迫，耳闻目睹。至今，我翻开老照片自己亦感到眼眶发热，使我再次感受到那种严寒中的酷冷。

　　因此，我认定贫穷为农村改革进行了最广泛的动员。这是40年改革的现实基础与逻辑起点。告诉人们，改革不是无本之木，也不是无源之水。

　　正月初一，我找到支书老张的家，这个58岁的干瘦老头已当了二十一年干部了。

　　问群众什么这么穷，他说“人懒”，问有没有办法，他说“一点办法也没有”。这个村处在山半腰，土地荒薄，小麦产量只有100斤，人均口粮78斤，老百姓靠借账买返销粮。全村人均年收入只有29元，家产在30元以下的13户。这就意味着除去一张木床、一张破席、一床烂被和锅碗筷便一无所有了。

　　村里有三十多个光棍汉，有的娶过媳妇，跟人家跑了。他家算混得最好的，有一堆地瓜干，从地上堆满东边半个山墙，还有三、四个‘山东白干“的酒瓶。与别人家不同的，他家有一扇门，很简陋的门，木条钉的。他说，村子就是有一条好的，从没有贼，没有可偷的东西，所以也用不着关门。他的50多岁的老伴一直在旁边，手插袖筒里，听我们拉呱。

　　出了他家，乡里干部在路上向我介绍，这支部书记还是新郎倌，刚拜堂才3个月。他也当了二十多年干部，可他也当了二十多的光棍。不久前，看这女人的老伴过世了，才把她接过来，这女人在人家那边已当奶奶了。乡干部还介绍，这支书年轻时就爱上过这女人，这女人也有点意思。后来因为他家太穷了，就跟了别人了。没想到三十多年，村里一直穷，老张也说不上媳妇。也有说是老张有真情，在一直等着她。也有人说是女人看上老张家堆半墙的地瓜干，能吃几年。最后，老张还是得到这女人，日子过得还是蛮和顺的。乡干部说，城里文化人知道了这事，说不定能编出个梁山伯祝英台一样的戏文哩。

　　听了这曲折又令人心酸的故事，我又折回身子，为他们在地瓜干堆前拍了一张“结婚照”，临出门时，这对夫妇直把我们送出来连声嘱咐“领导 ，走好”。一个当了二十多干部的人到五十多岁才娶上媳妇，这个村有那么多光棍汉，过了多少年，这个村子就不会自生自灭了么。

　　在老百姓看来,事死如生不仅是孝道的标志,也是尊老敬老的美德.因此,每逢过年,便要向祖先告祭一下,表达对祖先的感恩与思念。越是贫困的地方，祭祖越是重要,农村生活无着，只有乞灵于虚幻的祖宗魂灵与神仙，以祈盼脱离贫穷的苦海。很多地方农民情愿忍饥挨饿，那怕把上级发的扶贫款花掉，把口粮卖掉也要把祖宗敬起来。

　　在沂蒙山，我目睹一个村祭祖的场面。春节的早晨，听见噼噼啪啪的鞭炮声，转头朝山腰看,东边一缕青烟在弥漫着.因为天冷的缘故,那鞭炮响后的青烟显得特别蓝,久久不肯散去。村中人像潮流一般往东奔去.荒凉的山腰聚集着全村祭祖的人。

　　按沂蒙山区风俗,在大年三十的下午“请家堂”， 把老祖宗请回来一起过年.到正月初一上午十二点前再把老祖宗送走.当太阳有一竿子高的时候，近百号男人来到祖辈坟前。

　　说是祖坟,在文化革命中早已夷为平地,但年长的人记得,这是老祖宗的坟。先是各家在近支先人墓前烧纸，摆着菜、肉与豆腐，插上香。然后在最老的祖宗墓前进行祭拜，由辈分高的村会计走上前去，默默是跪在地，有人喊：“祖宗，给您拜年了！保佑儿孙吃饱饭，说上媳妇。”接着是磕头，再磕头，三磕头。

　　几个小男孩目睹祖辈的架式，爬在地上一个劲儿地头碰地，似乎觉得很好玩，怎么也不肯起来，直到父兄把他们从地上拉了起来。也有个小男孩在奶奶与娘磕头的前头,站着不走,他娘喊,“这是老祖宗的地方,小祖宗,你快走。”

　　磕完头便放鞭炮。硝烟弥漫在整个山腰，鞭炮炸碎的纸屑铺满一地。在鞭炮炸响以后，女人一哄而上，等到他们到祖宗坟前，鞭炮也点燃完了。

　　大家散乱地站石坎前，由会计宣读着这次祭祖的开支，共计275元。这是用上级的救济款做开支的,过年有人家没吃上水饺的,村里没有管。群众们听着，神情漠然，没有议论的，这也许是农村中唯一的一次没有争吵的摊派。读完后，人们便散了。

　　支撑农民人生精神支柱，通常就是这样被一些有形的仪式巩固和强化着。 然而，我则为山里人对祖宗的虔诚而感动.祭拜祖宗被视为落后和迷信,被禁止了,农民偷偷地祭拜,在饿着肚子的情况下,他们仍然没有忘记祭拜祖宗.

　　埋在地下的列祖列宗,你们为什么要把儿孙带到这偏僻的深山里,你们为什么不能保佑儿孙吃饱饭,哪怕连过年吃上一顿水饺,也不能保佑到。你们为什么不能保佑儿孙娶上媳妇,使大山里成了光棍窝,这样下去,子孙不昌,岂不是断绝后代?

　　大年三十的上午，要请老祖宗们回来过年，农村叫请家堂。这时候，从三岁、五岁、十岁、二十岁、三十岁、四十岁到六十岁的，全是男人，没有一个女人在场。他们长得高高低低，站在天地之间。薪火想传，是个接力赛的队伍，从六十岁的老人到三岁的孩子，香火就是这么一代代传下来的。

　　这户人家的老祖宗的墓地在文化革命中早已平了，年长的是队长，他记着老祖宗的坟地就埋在这地方，在文化一结束，香火又点燃了。这一桌饭很简单，有白馍头、有肉合、 有三小盏酒，有洒、有肉、有白馍，对得起老祖宗了。

　　到这时候。人们才深刻地理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此种观念在中国百姓心目中，早已根深蒂固，深入骨髓！来世一遭，传宗接代，延续香火，是生存的终极目的，保证家族血脉传续过程中，不在自己这一代断掉灭绝，是件头等大事。儿女是家族的延续命脉，也是父母骄傲的私有财产！虽然儿女们不孝，但自己终生劳动所得、所有家产，终了还是给了儿女们，辞世闭眼时，也心安理得，瞑目而去。在小农经济下，人丁的兴旺，香火的延续，是家庭、家族实力的保证，对于维持生产具有重要意义。桓谭把“子孙众多”列入“五福”之中，汉镜铭中也多见诸如“宜子孙”、“子孙益昌”、“保子宜孙”等吉语，体现了汉代多子为福的观念。

　　许多父母们用血肉精心培育的家族血脉之树，为了儿子，便是因为儿子接着是孙子在能大年三十为他们点燃香火。

　　这个地方叫王家坊前，是过的地方。在1953年，农民王同昌带领15户农民办起新建合作社，他们《解决资金不足的困难》的经验被表扬。从那以后这个大队便以勤俭办事出了名。到了1978年，这里仍然一切以勤俭为本，在农村青年结婚时也按勤俭的原则办事。在那年头，根本谈不上大操大办，置办一身新衣裳，大队开个会，每人发一套选集，便算结婚了。

　　我赶上王家坊前大队社员的集体婚礼，正是春节前，团支部张罗一下，开了个集体会议。没有祭拜天地，也没有拜高堂，双方父母也不用过来，由大队干部主持，讲了一番同心同德干革命的话，便结束了。婚礼，在农村可算是礼仪中最为隆重，最为盛大的了。人生的重大礼仪可分为三次：出生，婚姻，去世。出生和去世都是别人为自己操办，只有婚姻是自己直接参与，直接操办的，是真正的主角。中国人婚俗历史久远，儒家婚姻文化的源头来自周代。在周代我国就已把姻的过程归纳为六个阶段，谓之“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在旧社会，大户人家做得更为繁琐些，而老百姓家较为简约便捷。民主政府一开始就强调男女平等，自由恋爱，婚姻自主了，赵树理写的“小二黑结婚”便是专门写抓婚姻自由的事。从1941年进沂蒙山区后，也是抓婚姻自由的。到了1958年开始，不让坐花轿了。到文化革命，“四旧”风俗一扫而光。结婚非常简单，请客吃饭也没有。只是开了一个会，会散了，还照样下地干活。不过，在早先几年，举行结婚典礼边，新郎新娘与大家一起敬祝伟大领袖万寿无疆，到了1978年，这一套便免去了。

　　这是华北平原一个县城关公社的年集，是一个异常寒冷的上午。在集市上，我看到一个服饰高度统一的场面。

　　这里，是清一色的农民。男人们几乎是统一穿着黄色的军服，带着黄色的军帽，四十岁到六十岁的男人有少数戴着“雷锋帽”的，也有头上扎着白毛巾的，那是标准的老农。大多数青年人都戴着黄帽子，就像新兵似的。也有戴蓝帽子的，但那是少数。这种服饰的高度一致性，是那个年代的特征。在中，很多领导人穿着黄色的军装，连县委书记也喜欢穿着黄色的大衣上主席台，因为县委书记兼着县武装部第一政委，穿黄军装也是可以的。虽然文化革命已经结束了，但这种高度统一的服饰仍在流行着。

　　建国后，中国人对穿戴极不讲究。刚建国时，人们要解决的是耕者有其田后的劳动和吃饭问题，衣服只起到遮体作用而已。五、六十年代，老百姓的衣服就要来自于纺自织的土布，一针一线的自做。随着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老百姓才慢慢有条件买块“洋布”，那也主要是用于孩子和老人逢年过节、会客、串亲戚时用，能穿上件不带补丁的衣服就不错了，而到城里、集市上专门做件中山装穿，那就及其奢侈了。那时，服装的色彩、式样，都十分传统、古旧、单调，基本色为白、灰、黑、蓝、青的等暗色调。有的青年妇女或小姑娘，某天穿上件自家纺织有条纹的、或买来的印花衣服。那就是最大的满足了。大红袄只有结婚时才穿，而且也是借的。无论男女老少，服装颜色大同小异，如果不看妇女头上的发髻，真很难分清男女或老少。机关、工厂下班、学生放学，人流都是灰暗一片。那时的衣服，都是老母亲或姐妹和媳妇一针一线做出来的。当时，社会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新三年，旧三年，洗洗补补又三年”；“小孩穿大孩，一直穿到不生孩，破布糊革再做鞋”，表现了艰苦和厉行节约的精神。

　　“文革”后期，可能受的“支左”的影响，年轻人、学生千方百计从当过兵的亲朋手里弄套绿色军装、军帽，就感到神气十足。

　　到了“文革”以后，妇女们的服饰有点变化，主要表现在颜色上，有穿蓝色的、黑色的、绿色的，偶尔也有红色的，很少。衣服上都没有花，很单调，样式也是一个样。妇女们还有一个统一的地方，每个人都有一个围巾，长长的，有一米多长，裹着头，或是围在脖子上，打个结，再垂在胸前。

　　文化革命结束了，但是人们的思维习惯仍在旧轨道上作惯性的滑动。1979年春节前，天冷得厉害，我在茌平县城关镇看到的焚烧农民祭祖的用品，很有点文化革命中“破四旧”的味道。

　　文化革命中的“破四旧”是从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开始的，陈伯达炮制这篇社论第一次提出“要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 、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但“破四旧”怎么破法，中央没有说明。于是便出现“小将们”走上街头的情景，全国有1000万人家被抄，散存在民间的字画、书刊、器皿、饰物、古籍，都在火堆中化为灰烬。当时通用的办法是“烧”，一把火，烧得干干净净。

　　文化革命结束了，“左”的思想还没有从人们头脑中退去，对待群众的祭祖、请灶王爷等活动一律加以制止。老百姓心底对祖宗的崇敬、对平安生活的希冀，几乎是与生俱来的。不少群众开始寻找祖墓，续家谱，春节期间最多的活动是请家堂。家堂开始有自己画的，后来集市上有卖的了。

　　二十九的年集上，我看到公安局、工商局、文化局的干部组织焚烧“四旧”用品，反对“四旧”的死灰复燃。虽然文化革命结束两年多了，拿着话筒的干部仍然用的是“破四旧”这个词。

　　鲁西北高唐县梁村镇有个王庄，这里地碱人也懒，养不活自己，老少爷们纷纷背井离乡逃荒到东北去，在黑龙江也有个“王庄”。

　　一九七八年前，中国农民逃荒的每年达数千万人。秋收以后或春天播种后，逃荒的高潮一次次兴起，成千上万的人拖儿带女，逃离家乡。有的流落到东北与西北的荒凉地带开荒与打工。有的则沿着津浦、京广、陇海等铁路线流入大城市，沿街流浪，挨门乞讨。闯关东、走西口、下江南是菏泽农民的三条出路。鲁西南济宁有趟列车，由济宁直达黑龙江的三棵树。主要是为解决山东菏泽、济宁一带农民逃荒东北造成的客流量增大的困难。

　　这户人家姓王，叫王本庆，就在有名的“冒尖户”王本跃家的西边，与他是叔伯兄弟。这户人家有个老宅子，门楼还是雕的，上面有“双龙戏珠“，很传统，也很大方，在农村算得是好人家。可是从1966年后便吃不饱饭了，13年没有从队里分到一分。没有钱，不碍事，最苦的是饭吃不饱，辛辛苦苦干一年，还倒欠队里的钱。因为打下的粮食不能吃，要交给国家，然后再花钱从国家粮库里买，农民哪有钱呀。于是他们就拆房子，先拆一根梁，再拆一根梁，把主梁拆了，这间房子便扒窝了。木头卖了，就能把粮食买回来了。过了一阵，粮食没了，再拆房子。

　　就这样，把六间房子都拆了，再拆，便什么也没有了。这门楼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好几代了，不能再拆了。一狠心，闯关东去了。

　　1978年12月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村里分田到户。王本庆从东北回来了。当年干了一年，棉花丰收，一年盖起三间房。门楼还在，家还在。想过两年，把这门楼再砌好。村里人说，不三中全会，这个老祖宗留下根也留不住了。

　　中国农民谁不恋家乡故土，谁不珍惜土地田产？是万恶的封建剥削制度逼得农民一次次走上逃荒路。代表中国人民最大利益的中国人却因认识上的错误而造成农民与土地关系的恶化使得悲剧重演。从1980年后，逃荒的农民纷纷赶回家乡。

　　“108个光棍汉，这个村庄有多大？”当我听到茌平人介绍大王楼村有108条光棍汉时，极感诧异。

　　“是因为水质不好，残废人多，还是其它原因？”“水质也好，就是因为穷，逃荒到东北去的多。从1966年到1979年，只有闺女出门，极少有新媳妇进村的。”

　　我们知道，历代政权统治者总是想办法把农民稳定在自己的家园，以“安”字为要。安居乐业是政府、也是农民自己追求的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的建立意图之一便是依靠户籍制度把亿万农民固定在特定地盘上。然而，当物质财富到了极大贫乏以至生存无法维持的地步，户籍制度并不能阻碍农民外出的步伐。农民要么是揭竿而起，要么是逃荒要饭，舍此，别无它路

　　没有女人，这个家门怎么安宁、和谐？因为贫穷，很多地方出现妇女成批外嫁，使光棍汉迅速增多。茌平县王老公社统计人口时，发现在大王楼大队23岁至60岁的单身男人有108人，也就是说这个大队有108个光棍汉。历史上天灾战乱往往造成妻离子散的悲剧，那些漂泊在外，或死在他乡的多是男人，留下一群孤儿寡妇；而贫困造成的却是成批男人被遗弃的景象。

　　当我拍了照片离村时，大队支书说，“三中全会千好万好，最好的是使农民富了，新媳妇多了，添丁进口，阴阳调和，三中全会出产儿童！”

　　在如“过江之鲫”的纪念改革40年的图书中，《过年》是给我们印象最为深刻的一本。从1978年到2018年，40个春节过去了。改革开放究竟给中国人带来什么？从春节里能看到什么？传统的春节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变化，民俗里有些文化细节在悄悄的消失，有些则获得新的生命。《过年》便是这样有着文化意蕴的书。 新华社著名记者李锦在春节前向我们捧出了贺岁书《过年》，这本书的附题是中国农村的30 个春节。这是本用照片说话，以纪录改革开放进程为主题、以纪实为风格、以原创性见长的春节书籍。《过年》是本以纪实摄影见长的图书，使得摄影的纪实风格展示得极为充分，以至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特别是改革开放前农民过春节的悲惨状况。《搬块石头当凳使》、《年关》、《等待救济粮》、《老妇救会》、《养儿不如养鸡》等，这些照片使人看了感到眼眶发热，使人再次感受到那种严寒中的酷冷。

　　对比是作者基本表现方法，农民春节生活在改革中的变化是作者的着力点。镜头里可见过去40年的衣、食、住、行、吃、喝、玩、乐到精神享受。从这些照片中，既有祭神拜祖、舞龙灯、发压岁钱、写春联、拜年、看大戏、赶庙会等千年不变的民俗，又可以看到电视中春节晚会、手机拜年、上网拜年、旅游过年，这些完全是近30年间出现的新风俗，这些是前无古人的。作为新闻记者，李锦是站在船头的瞭望者，是新潮流的最早发现者。 这本书里，有母亲与儿子在一起过年的照片，《妈妈，儿子回来过年了》、《回到母亲的炕头》等。父母给我血肉之躯，那是人类数千年繁衍生息的遗传，而人类数千年繁衍遗传的文化则是我们精神生命的来源，春节便是这种精神遗传的重要象征。春节的日常行为都具有象征性、仪式性。这本书的400qq 张照片里，是我们经历的400qq 个场面，里面大概有200个故事，既可看到中国古老民俗在继承、发展，又可以看出新生命的诞生。

　　春节的“魂”。 李锦把这本书定位为春节文化。就使得《过年》超过了许多作家，许多摄影家，进入一个高层次。春节作为人类生存发展方式与生活方式，是反映民众心理的文化。深入进去，可能窥见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些“核心机密”。 精神信仰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东西，看这些照片，从文化角度解读中国，有相当的认识意义。我们可以发现中国春节文化中除旧布新精神、感恩精神、追求富贵吉祥的精神、和谐协同精神、人伦礼治精神以及休闲精神。这六种精神便是春节文化的精髓，这些精神都贯串着人的主体思想本质，表现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奋斗精神。从绪论中归纳的六种精神，可见作者对思想的追求。

　　《过年》的作者调动多种艺术手段，具有丰富的学养。读者可以从这些照片里感受到儒教文化、道教文化、佛教文化，感受到汉族与各民族的文化。当然最大的区别便是改革开放40年的变化，这种变化更有时代性，更有历史沧桑感。而作者思想家本色，历史学家的眼光，摄影家的技巧，文学家的语言功夫，使得这部著作不仅以主体与题材取胜，更以摄影家记实风格与美学表现能力而见长。

　　把来自生活的真情实感集中起来，从而发现并展示出一种文化。这本书属于春节文化，也属于改革文化。因此，这本书有着很好的文化价值，以图片取胜，又超越了图片，这便是文化。

　　每一个中国人，都可以从李锦《过年——中国农村的40 个春节》中找到自己和家人在过去40年的影子，体味已逝的人生岁月。